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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章 变革年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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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束,往往会意味着一场或大或小的社会变革,土地重划,阶级重分。

对于光复区的百姓,以及军人来说,这场变革却早已经开始了。

士农工商,四民社会,传统的社会形态特征,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士农兵工商。而且,在官方言论中,这五大社会集团是不分排位的,也就是说,不是阶级的划分。

军人的地位,军人的待遇,不断的提升,由“当兵吃粮”的混事儿,早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。

一种足以养家糊口,一种足以光宗耀祖,一种足以让人昂首挺胸的职业。

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形势,而采取的暂时的利用,而是立足长远的改善和转变。

家里有一个军人,便能享受特殊的优惠。不仅仅是得到了土地和饷银,连地方官府也要给予适当的照顾。

当这些观念和行为形成习惯,孟九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“好男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”,这是什么屁话?没有军人,如何保家卫国,如何抵御外侮,如何开疆拓土?

不让士兵们粮饷无忧,又如何实现的爆兵策略?最关键的还不是让人们乐于当兵,踊跃从军,并不以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感到卑贱。

当然,招兵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是否婚配的问题,是清一色的光棍汉,还是再细划规则,也是孟九成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。隔绝男女、严禁婚姻毕竟不合人情,也缺乏人道,更容易在军中滋生出很多变态行为。

当然,男女婚配、与异性的交往确属儿女私情。对军队来说,也是有利有弊,关键就在于如何掌握和操作。

如果象太平天国那样,相关法令既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,又不够缜密和完善。同时又严判上下尊卑,且过于偏执,那婚姻与两x性关系就会成为一个棘手问题。

但所谓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这家倒是排在第一位。有了家,便有了更大的责任,便有了要死命保护的家人。可见,这成家也未必就完全是阻力,也有其有利的一面。

“年满二十二岁,或服役三年以上,或立一等功一次、二等功三次、三等功五次者,可婚配;已有家室的军人,探视妻儿者,每年给假两次,每次假期为十天;未有家室的军人,探视父母者,每年给假两次,假期十六天;年满二十五岁,或服役六年以上者,可选择退役,视身体情况转入警备军体系……”

这已经是孟九成尽最大努力所制定出的比较人性化的规定,既顾及到了战争的需要,又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。

而把服役的起始日期统一定在了他初占莒州的时候。一来便于计算,二来也变相地延长了士兵服役的年限。

退役的年龄也是如此,警备军则属于预备役,紧急时候也可动员,并不是就真的远离了刀枪,这也算是孟九成的一个私心。

不管新制定的规则有没有漏洞,执行之后会遇到怎样的问题,但这终归给了军人们一个希望,不再是遥遥无期、干到死为止的终身苦力。

而且,规定中官兵平等,杜绝了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所产生的不满和怨恨。

其实,红巾军在这些新规实施之前,已经有了相对公平公正的各项规章制度,已经有别于其他义军。焕发出与封建军队不太一样的精神面貌,以及蓬勃向上的气势。

政务上也一样,现在看来还是十分顺遂的。

经过蒙军、义军、金军的战乱,原来的社会阶级几乎被完全摧毁。

地主、豪富的势力不再能够阻挡孟九成的变革手段。百姓求安、求治的心态,也为社会尽快安定提供了条件。

古人有言:“以铜为镜,可以整衣冠;以人为镜,可以辨得失;以史为镜,可以明兴亡。”

在闲暇时,孟九成在不断的思考,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,对他的影响巨大。当然,目前还不明显,可从其此后的言行中,很多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。

当然,在传授、教导,也在学习、吸收,孟九成可不敢小瞧古人,更不认为凭自己来自后世的一些见识便能将古人玩弄于股掌。

所以,他走的是改革之路,却并不急于求成,步子也迈得稳健,力争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适应。

在军事上的改革是最明显的,但这也是形势所迫,能够获取胜利,便不会有什么反对。

在政务上则要谨慎,一些原有的政策本来便很好,孟九成可以照搬照用或稍微修改便实施的,则不必用标新立异来表现自己。

“重廉吏,除贪酷,不时差人易服色,暗访察,有廉者立加奖擢,贪者立拿惩办。传示各府州县”。

“立登闻鼓,凡政有不便于民,许人赴诉,立即除之;有可以便于民者。立即行之”。

“令地方上。不论绅士军民,有为地方起见。即一得之愚,亦许进言,立引见,不许拦阻。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。奖节孝,复乡饮,浚海口,省耕省敛,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”。

“凡发兵征战,所过大路,鸡犬不惊。百姓卖酒肉菜食者路旁不断。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,立刻取斩;如该主不首,连坐;该管官失察,责八十棍。立法若是之严。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”。

如上皆是历史上一些名臣名将曾采取过的措施,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。孟九成不管是谁施行过的,只要有效便下令实施。

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,孟九成也尽量改头换面,使其契合时代,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,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。

在历史上,很多政策不是不好,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。

毕竟,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,出台政策,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,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。

但与民有利,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,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,便会被曲意修改,从而成为害民之政。

说到底,还是吏治的问题。而这其中,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。

事实上,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,都希望社会安定、经济繁荣、人民安居乐业。

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,这也并不意味着,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,或者是一定想将老百姓置于死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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