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情报来看，似乎军统头目戴利与周呼海之间也有直通的无线电联系。并且有若干关键特工很好地隐藏在南京政权的警察和安全机关中，他们有时候为军统工作，有时候则为伪政权效劳，包括对于爱国者的逮捕、拷打和处决。

整个战争期间，最终究竟忠于谁的问题，对于爱国者和通敌分子来说，都是最大的问题，并无十分清楚的选择。犹如之后的法国，抵抗的情况那样。

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未充分地面对通敌分子问题(部分原因是有如此多的通敌分子，实在太多。)，历史学者研究这一主题时，将不得不对付“选择的清晰性”问题，哪怕仅仅为了展示当时人们的目的是如何各不相同。

当至少三个政府(重庆国民党政府、南京伪维新政府、延安政府)的特工们在长江下游与沿海省份，面对着日本占领军，为了取得战后的有利地位而展开竞争时，其敌、友之间的区分确实很不容易搞清楚。

以顾楫为例，法国人把他当作得力干将，国民政府也同样如此，只有知道他真正的政治信仰。

有趣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确实在替法租界做事，同时也在尽力维护着国民党的利益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也都得到了来自边区上级的指示。

这种混乱局势下，各方都会作出必要的妥协，在利害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留在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其共同处境的感觉。好者至多是心情矛盾，坏者则颇有负罪感的原因。

用这种角度重新审视徐恩佐他们时，蒲素发现自己之前的判断，似乎也发生了极大地偏差。

徐恩佐既然被他在沪西歹土擒获，自然是日本人没把他弄死。只是说他卖主求荣，依靠叛变保全了自己的性命，似乎对他们又有点不公平。

徐恩佐他们被公共租界引渡到了虹口，在梅机关的黑牢里，经历过没日没夜的连续审问后，最后不知在里面待了多久，抱着必死心态的他们，又被转移到了76号。

几个人在梅机关全都苦头吃尽，生不如死。从来没有像那样，徐恩佐恨不得自己能尽快死去。那样的话不仅可以成仁，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以身报国的心愿，也能摆脱那无边的痛苦。

只是转移到了76号以后，日子突然好过了起来。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牢房，却再也不是单独关押，几个犯人关押在一个牢房，屋顶上面还有天窗，能看到久违的天空，知道黑夜什么时候来临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，连正常提审一次都没有。三个人的交代里都显示出76号的待遇，起码比在蒲素这边的日子好多了。之前在大宅下面的地库里，他们除了没挨打，没被审讯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每天供应的冷水加馒头，也只是勉强维持他们活着。

后来又一天，在给他们送饭的狱卒走后，徐恩佐从馒头里吃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八个字“虚与委蛇、彻底交代”。徐恩佐是个好学的青年，自费筹措抗日经费的同时，还不忘去念夜校，提高自身政治修养。

只是他翻来覆去研究了很久也没搞明白这八个字的意思。“虚与委蛇和彻底交代”，这里面的意思显然是矛盾的。

此时，身陷囹圄已经绝望的徐恩佐，起码可以肯定一点，这张纸条必然是军统的同志想办法传递进来的。

这事没法和关在一起的其他人商量。能把纸条用这种方式递进来，显然在这里也不是一般的人。这时的徐恩佐，虽然还没被提审过，只不过也不用多想，除了76号，上海也没其他让他这种人待的地方了。

思来想去，他最终还是决定，对于那个“虚与委蛇”先走一步看一步，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他做戏，但是做到哪一步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，后面的“彻底交代”就很直白了，大抵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意思。

他当时不知道，之前和他有关系的那帮人，那时候还在外面的，几乎一个都不剩了。大部分被工部局和他一样被送到了日本人手里。只不过，绝大多数都没他的运气。当时他落网的时候，整个系统还没崩溃，他还有价值，所以被76号要了过去。

现在嘛，实在是他说还是不说，都没啥区别。

打定主意的徐恩佐，想好了之后也就不管了。只等着啥时候要对他提审，就按照纸条上的指示办，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。

说来这个纸条也确实来的是时候。之前那么多天都没有动静，而接到纸条的当天半夜，睡的迷迷糊糊的徐恩佐就被狱卒踢了起来，带着镣铐去了提审室。

审讯他的一共有四个人。当时他分不清谁是谁，在假装不老实了一二十分钟之后，他要了一支烟，以一种彻底崩溃的姿态进行了坦白。

以蒲素看到的，三人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来看，徐恩佐其实是个极具报国情怀的热血青年。更加难得的是，他不仅有想法，还有行动。

从他变卖店铺，筹措经费，组建小团体参加活动中就能看出。在受到挫折后，继续开店自救，然后在经营状态好转时，用赚来的法币，继续开展救国行动。而且数次参与了正规军的行动，也组织了大量的爱国青年一起投身爱国行动中。

唯一可惜的是，在最终导致他那个团队被捕的行动前后，充分暴露了他的草率和鲁莽，而且极不严谨，一点特别工作应该遵守的规矩都没有。